2018年5月26日至27日，由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运河学论坛：文化视野下的大运河研究”暨《运河学研究》集刊首发仪式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以及国家档案局、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日报》、中国网等国家行政机关和媒体的领导、专家共8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5篇。

5月26日上午8点30分，论坛开幕式暨《运河学研究》首发仪式在聊城大学东校区办公楼A108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主持。聊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徐昌然，山东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顾问许立全，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冬权先后致辞。

徐昌然在致辞中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并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了聊城大学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优势学科、人才政策以及运河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徐昌然指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印证了中国王朝的兴衰更替，也记载着中华文明的繁荣。聊城地区更是在明清时期深受运河影响的区域。运河学研究院完善了运河学学科体系：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运河水利工程、运河区域经济社会、运河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今年年初，运河学研究院编纂的《中国大运河蓝皮书》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天，《运河学研究》集刊举行首发仪式。这些成果标志着我校运河学研究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成绩。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化视野下的大运河研究”，将深入探究大运河与区域文化、社会、经济等变迁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衷心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为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建言献策，推进运河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给予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更大的关心、指导与帮助。

许立全在致辞中指出，以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为标志，运河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硕果累累，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结合起来，既注重文献分析和学理探究，又注重实地考察和经世致用，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和全国性的影响，堪称运河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帜。希望运河学研究院在继续提高研究水平、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把运河文化研究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以便在相关科研机构中推广，为运河文化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许立全说，本次运河学论坛定位于“文化视野下的大运河研究”，非常有意义。从现实角度看，运河研究能否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是应该重视的问题。对于山东省来说，目前的运河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很多的科研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二是一些研究纠结于某些具体细节，没有从现实利用的角度出发，无法尽快进入党政决策层面。

许立全对今后运河研究提出四点建议：一要看差距，抓机遇，只争朝夕。国家层面如今对运河研究非常重视，兄弟省份也已经积极响应。运河沿线正是山东省经济较为欠发达的地区，没有运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高质发展，就谈不上山东省全面的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二要精准分析，因地制宜。比如山东段运河目前分为通航、半通航和不通航三种类型，需要分别探究目前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三是要融入乡村振兴的大战略。目前国家出台了许多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运河的研究要与其紧密结合起来；四是将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与文化、交通、水利、生态、经济、旅游等方面统筹规划，纳入政府决策之中。

杨冬权在致辞中指出，运河是文化之河，运河文化与运河一样值得重视。今天的运河保护利用要善于发掘运河文化，善于讲好运河故事，为运河插上文化的翅膀，充分展示运河的文化之美。挖掘运河文化需要文化人不断努力，运河文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运河地图汇编、运河档案汇编等等。需要做的课题研究包括运河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运河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人眼中和外国文献中的中国大运河等等。需要相关专家做出长期的努力，为运河保护事业做出文化支持。

在随后的《运河学研究》集刊首发仪式上，《运河学研究》主编李泉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民族文化编辑室韩莹莹主任分别介绍了辑刊的编辑及出版情况。北京物资学院运河文化研究院院长、辑刊第一期论文作者代表陈喜波教授谈了自己对运河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傅崇兰先生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大运河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路径初探》。他认为中国运河很早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汉学”，即“中国学”。在外国人研究的中国学，即汉学之中，外国人对运河学的研究于13—14世纪产生于欧洲。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13—14世纪后半叶，元朝统治时期，马可· 波罗来到中国，他将其在中国的见闻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外国人的中国运河学研究著作，是那个阶段的外国人研究中国运河学的代表作。第二阶段是18世纪后期，英国人马嘎尔尼以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辰为名率领使团访华。回到英国后，出版《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英使访华团报告等书。这部书实际上是把沿大运河的见闻作为当时的中国国情来写的，也被西方认为是研究中国运河学和汉学的代表性著作。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运河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这既是我们中国保护、传承运河文化的成功和成就，也标志着世界遗产专业专家们对中国的运河研究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亦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承发展的肯定。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大运河还是中外友好交往的纽带，大运河将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无论是隋唐南北大运河，还是元明清京杭大运河，都是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与海上古丝绸之路联通。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精神。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运河遗产“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批示精神，扎实为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而工作。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李殿魁第二个发言，题目是《发挥戴村坝南旺闸的科技成就，建设华北平原发达的生态水利》。李主席认为，京杭大运河是一条运输的河、文化的河、生态的河，更是一条科技的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明代工部尚书宋礼采纳农民水利家白英的建议，在京杭大运河的水脊区——济梁运河段引大汶河水接济运河，历时八年建成了戴村坝——南旺闸，使大汶河水“七分朝天子（北京），三分下江南”，这一工程可与都江堰相媲美，成为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是中国水利科技成果的集中体现，被称为古代京杭大运河的“心脏”和灵魂，保证了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全线畅通了500多年。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显赫的水利工程，同由此通往北京的大运河段一样，被掩埋在了地下。发挥山东的自然地理优势，科学设计梁济运河段，恢复戴村坝——南旺闸，既是京杭大运河文物保护的一项紧迫性抢救任务，也是京杭大运河恢复全线通航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华能工程咨询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蔡蕃第三个发言，题目是《中国大运河的发展脉络》。他按照时间脉络，将中国大运河划分为三次建设高潮。第一次建设高潮为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为运河初创期，与政治、军事目的联系在一起，但是修建以后在生产活动的应用上体现出了巨大的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有公元前256年修建的都江堰、公元前246年修建的郑国渠、公元前219年开凿的灵渠等。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的分裂期，大运河主干道被分割截断，三国时邗沟被魏吴分割；南北朝时期的汴、泗、淮和五代时期的汴渠等都被分割。第二次建设高潮为隋唐至宋辽金时期。隋统一全国，立即重修通往首都大兴城（今西安）的东西大运河。为了征讨高丽，隋炀帝于大业四年（608年）发动河北诸郡一百多万人开通永济渠。唐代对通往首都长安的“东西大运河”治理亦十分重视。宋辽金时期南北分裂，大运河成为区域性运河。大运河建设的第三次高潮出现于元明清时期。元代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为了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元代政府历经十余年，对隋唐运河进行截弯取直，开凿了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明朝永乐帝迁都北京后重修京杭大运河，重点是山东的会通河与北京的通惠河。清代京杭运河受黄河泛滥影响日益严重，而黄运矛盾集中体现在黄、淮、运交汇的清口，严重影响南北漕运的畅通。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由张秋穿运河入海，运河被截断。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改收现银，运河停运。1904年，正式裁撤漕运总督，漕运废止，自秦王朝以来中国大运河二千多年漕运的历史拉下帷幕。

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教授第四个发言，题目是《开埠以来浙东运河的沉浮及鉴示》。孙教授认为，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运河是最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特别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又是公共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权、政治变迁紧密地连在一起。隋唐全国性大运河以杭州为南端，也带动了杭州以东、以南运道、水路的整治和规范化。两宋，特别在偏安东南的南宋时期，宁绍平原的经济地位与东通宁波出海的战略意义，使得浙东运河走向鼎盛。然而，在元明清时期大运河体系下，原来浙东作为一个割据政权经济命脉的风光不再，至多充当起京杭运河连接有限的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延伸段”。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内、外战祸导致了南北大运河漕运的衰微。与单纯靠漕运与运河运输、贸易而兴盛的北方运河地区相比，包括浙东段的南方运河的区域性运输和灌溉综合水利功能大都没有显著衰落，明清时期经济相对落后于浙西杭嘉湖地区的浙东在晚清民国时期反而获得了新的生机。水利工程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结构的制约，出发点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需求。而在传统社会里，水利工程的每一次推进或改进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都会出现新的困难，出现阻碍经济结构变革的“技术锁定”。只有具备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气候适宜的前提，技术进步才能取得改造、利用自然的实质性进步。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健第五个发言，题目是《大运河古镇的历史演进、文化交流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大运河沿岸是城镇的重要发祥地，市镇多产生于大运河沿岸。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均有大量运河古镇。明清以来，运河城镇扮演重要角色，引领着时代潮流。运河古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说明了今属南通的如东县治的掘港古镇，在中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早在隋朝就是重要的海盐港口。隋炀帝时在此修建“掘沟”，从如皋通往掘沟。这说明通扬运河早就开通，隋炀帝也并非是专为到江南游玩而开运河。运河古镇在国内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明清运河沿岸即有许多商帮会馆。运河古镇历史文化名人众多，江南江北运河文化交流活动频繁。大运河古镇的发展繁荣，需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交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行之有效的沿岸城镇合作协调机制；运河古镇建设需要同中求异，突出特色；关注运河古镇建设的多功能性发展；重点恢复古镇河道水系，激活古镇乡村间联系。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英华第六个发言，题目是《关于大运河临清段水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她在发言中认为，临清运河水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作为典型的运河名城，其水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文化遗存类型丰富、特点突出：运口、钞关、漕仓、船厂、砖厂等多类型运河遗存并存；文化遗存保存状况较好；恰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机遇等。除特点和优势外，临清水文化亦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水资源匮乏、水环境退化仍是临清水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键问题。关于临清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千年水文化历史内涵，讲好水故事；提升谋划具有较强带动性和辐射性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展示临清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大运河为主线、融合临清发展史的展示馆或博物馆，加强科普宣传与传播交流；以临清类型丰富的水利遗产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水文化为内容，以文化产业项目为支撑，推进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挖掘临清水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开展城区水文化廊道建设，推动产城融合互动和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开展水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水系长流水、流清水，推进农村水环境提升。资源条件较好的河段，以河流湖泊为线，连村成片，建设独具特色的乡村水景区。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吉东第七个发言，题目是《发挥天津特色，打造运河文化》。他认为与其他区段的运河相比，天津段运河有五大突出特征：一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二是有强大的交通运输功能，三是成为天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四是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五是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天津大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重表象，轻内涵，过分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环境建设，而勿视了对运河珍贵的内在价值的挖掘；其二，重现实，轻历史；其三，重局部，轻整体，天津市大运河保护与开发利用缺乏整体观，系统性；其四，重当前，轻长远，未能从重新构建天津市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平台的高度，以全新的理念和高远的立意来重新审视天津市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其五，重建设，轻管理，后期运营管理严重滞后，未能形成品牌效应。对于天津段运河文化带建设，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创建领导机构，发挥智库功效；兴建博物场馆，创建文化景区；规划水系治理，营造休闲空间；打造节点城镇，突出地域特色；发掘民间骨干，培育文化名片；举办系列活动，搭建互动平台；借助运河抓手，实现转型升级；联通京津冀三地水运，打造大运河带。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作最后发言，介绍了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相关情况。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是全国最早以运河及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拥有山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运河文化研究基地”；山东省教育厅“十一五”、“十二五”重点研究基地“运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聊城大学学科重点建设项目“运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创建了“运河学”学科，重点在运河学的内涵、知识体系及方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运河文献收集整理工作成效显著，已建立“运河文献数据库”，出版《运河志》《运河文献集成》等；田野考察工作有序推进；运河文化及区域社会的研究迈向新台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为运河研究奠定了基础；运河史、运河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风生水起，将生态主题引入研究之中，解决了诸多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主持多次国际性、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研究院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运河文献数据库建设，并促进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结合，理论为社会服务。在坚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完整的运河学学科体系。在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上，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区域与跨区域、整体研究相结合，聚焦整体史视野下的区域史研究，实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关照相结合。

在5月26日下午的分组讨论环节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漕运、河工与河政，运河区域经济与社会，运河文化，运河遗产与大运河文化带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分组讨论结束后，与会专家参观了运河学研究院的中国运河文物文献展览馆。5月27日上午，与会专家、学者又赴临清和阳谷实地考察了当地的运河遗产点。